孔雀东南飞
袁更新
日子在平淡中溜走，无声无息。我在八月初入职，到十一月初实习期结束转为正式员工。
就工作内容而言，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机场这个小人间，有人负责迎来，我则专职送往。唯一明显的不同反映在胸前的名牌上，过去三个月里我的名牌与上百号跟我同期入职的公司员工一样，上面标着三个大字：实习生，而现在换成了另外三个字：袁更新。
我一直觉着，采用“实习生”的统一称呼是航空公司的智慧人性之举。一方面，实习生初来乍到，总比老员工谨小慎微，做了让人愉快的好事，旅客有意向写表扬信时，看一眼名牌，上面是大一统的称呼和闪闪发亮的公司logo，多数人会留下对公司的光辉印象之后满意离开；如果是经验不足做了坏事，旅客有意向投诉时，名牌上展现的是无实指的三个字，暗示“我是菜鸟”，多数人也会恻隐心发作，默默离开。所以无论对于航空公司还是员工本人，这种制度无疑是一种隐性保护。
转了证，一下子戴上镶有自己名字的名牌，感情上有些不太习惯。好像自己是冰箱里待吃的食物，覆在外面的保鲜膜被突然揭开，嗖嗖冷意毫无阻隔地侵入体肤。以前做实习生时，乘客想投诉，行啊，我姓实，叫习生，您尽管去。现如今再也不能这样视死如归了。
然而有失必有得，如果碰上有旅客表达感谢，我可以一边假意推辞，一边努力地昂首挺胸让自己的名字进入对方视线。我叫袁更新，要表扬，您甭客气。
有一句十分可爱的话，叫想什么来什么。还有一句十分不可爱的话，叫不想什么来什么。我这么说，你应该猜得到，我属于二者一中的哪一者。
十一月三号，我转正的第三天。乌云压城，海风汹涌。
早上三点半，未及被手机闹铃唤醒，宿舍窗玻璃充满节奏感的阵阵战栗声便成功将我从梦中拽进现实。涛子今天和我一起当值，这厮在我头晕脑胀地换衣服撞到门框时恰好从卫生间回来，目睹了人间惨剧的发生，他腾出一只端脸盆的手，探了探我的面门，接着移位到我的肩膀，在那里狠狠地捏了一把：“兄弟，你今天诸事不顺啊！”
我有气无力地白他一眼：“大神，您觉没睡够吧？没睡够回去躺着，别拿我倾泻怨气，哥刚转正，坑不起。”
我说这话绝对不是无端冤枉，而是完全凭着经验和良心。涛子第一次给我掐算，是我上岗第一天，按他的说法，我会势不可挡地横扫值机柜台。而事实上，当天台风大作，到了晚上暴雨倾盆，许多航班困在停机坪迟迟不能起飞，值机柜台塞满了焦急询问的旅客，我在一片怨声载道中工作到夜里十二点半。事后涛子同学给出的解释是：“我说了横扫，没说是往好了横扫。”一听就是预言粉碎后□□裸的狡辩。
而他之后与我有关的所有掐算里，破灭的最无可辩驳的要数关于我和林栗的那遭。九月初，林栗追求我成功之后，涛子一边咬牙切齿地表示女人只会受皮相蛊惑，一边幸灾乐祸地展开酸葡萄性质的自我宽慰：“呵呵，你小子这回算是栽了，到林姑娘这儿，你游戏花丛的日子就终结了。”我嫌无聊不搭理他，他又拿腔拿调地学着东北人的口音吆喝：“那个啥，喜糖我可以不吃，份子钱你也甭要了，哥一月就这俩钱儿，都给你了咋整呢？”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常常装大神，总能中回标。
早上五点半，厦门飞往西安的8217次航班开始办理登机。西安和桂林，向来是国外游客的心头好。一个千年历史，积淀深厚，一个十里画廊，风光旖旎。这趟航班的乘客中，不下三分之一是高眉深目的外国人。
起飞前一个半小时，柜台前等待的队伍逐渐壮大起来，放眼望去，每一两个熟悉的同胞面孔中都夹杂着外邦人士。我把登机牌递给面前这位英语口音和我一样不忍卒闻的大胡子印度男，接着从一位面目和善的同胞手中接过证件，轻轻扫一眼，便埋下头揶揄地扯了扯嘴角：小日本啊小日本，哥怎么把你归成同胞了，罪过。
这样想着，就忙着调取航班信息，打印登机牌和把行李过磅，然后皮笑肉不笑地祝他一路顺风，瞥见后面迫不及待递上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进行下一位货真价实同胞的接待。
赶早班机的旅客为了避免错过航班，一般较为谨慎，不会踩着点来。半个小时之后，除去零零星星的旅客，这次航班的登机牌基本办完了。我抬手揉揉有些发酸的脖颈，松懈了坐姿仰在椅子上，一边翻看网站上的英语新闻。
《金融时报》十月三十日的消息，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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