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萨特有了正式职业,有了固定的收入,日常生活是没有问题的,但并没有很多的钱,有时候手头还很紧。一次他们住在巴黎他俩常住的地方,布卢瓦旅馆,这时他们手中几乎一文不名了,而第二天同学阿隆要来看他们,萨特得招待他吃午饭。如果事情只是涉及到他自己,他会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我不吃午饭就是了。”但这是请别人吃饭,该怎么办呢?波伏瓦建议他向这个熟识的旅馆老板借点钱,很快就还。萨特坚决不同意。他们为此吵起来了。他们在蒙巴拉斯大道上走来走去,就这个问题上争论了一个多小时。
波伏瓦说:“这有什么关系?就算他是他是一个平庸的人,我们只是向他借一点钱。……”
萨特很生气地回答:“不,我不愿意让他觉得我欠他的情!”
这就是萨特,一个一辈子不想在任何事情上求人的人,特别是求男人,否则就难以忍受;萨特的这一表现让最理解他的波伏瓦也感到殊不可解。不仅借钱,甚至连问路这样的小事,萨特也不愿意向人开口,他觉得别人可能会讨厌他。也许这是一种骄傲和自尊,同时也是一种被掩饰的自卑或对敌意的提防。
最后他们还是请阿隆吃了饭,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应该是波伏瓦出面借的钱。在大学期间和毕业后,阿隆和萨特常常就一些哲学问题进行争论,而争论并没有什么结果,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萨特在勒阿弗尔教书期间,阿隆到柏林进修德国胡塞尔的现象学,这时刚刚从柏林回来。长期以来,萨特在哲学上一直有个难题没有解决:他要寻求一种理论,既要说明意识,又要说明实在,即用一种实在论来解决意识问题。他很想听听阿隆在这一方面有何高见。
吃饭的地方在蒙巴拉斯大道的煤气路灯饭店,萨特定了一个包间,他们可以边吃边谈。萨特发现,阿隆关于哲学的见解比以前深刻了许多。阿隆大谈他在柏林进修期间学得的胡塞尔现象学;他告诉萨特,现象学避开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分歧,既强调了理性,又把我们感知的实在性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这时他们正喝着鸡尾酒,阿隆指着自己杯子里米黄色的鸡尾酒对萨特说:“小伙计,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就能谈这个鸡尾酒,就能从酒中搞出哲学来!”听到这儿,萨特激动得脸色发白。这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按自己所见所闻的感觉来描述事物,并在这个过程中抽象出哲学来。
这时萨特已经有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但并不成熟,特别是没有一个可以清晰表达自己思想的方法。现象学似乎就是他所希望的方法。一天萨特在圣米歇尔大道买了一本勒维纳斯写的介绍胡塞尔的书《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论》。他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甚至来不及把书的毛边切开。当他翻到论述偶然性的章节时,紧张得心跳都要停止了:会不会有人抢在他的前面了?他甚至对波伏瓦绝望地喊道:“噢,他已经发现了我的全部思想!”读着读着,他发现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胡塞尔的体系中,偶然性并不重要──不管实际情况怎样,在勒维纳斯的叙述中,胡塞尔对此只有一个刻板的模糊轮廓。
于是萨特下决心对胡塞尔作一番认真的研究。而阿隆也怂恿他下一年去柏林补自己在法兰西学院的缺,萨特为此作了准备。
1933年9月,萨特来到柏林,开始为期一年的进修生活。又回到了学生时代,萨特感受到自由,心情是愉快的。这种感受类似在巴黎高师。与大学期间不同的是,他在这里没有亲密的朋友。一同来进修的大约六、七个人,他同他们的关系总的来说是客客气气的,但也有例外:其中一个戴眼镜的,高个,留一撮黑胡子,也是当教师的,不知为什么,总是对萨特怀有敌意,并寻机挑衅。一次在吃晚饭时,他们大吵了一通。在休息时间,萨特多半是独自散步,有时候他也去同学那里串串门,或一起去看电影。
进修学生的情况各不相同。他们中不少人来柏林留学,并非真的为了探求学问,而是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倒腾货币,借此牟利。专门发给旅游者使用的“冻结马克”和普通马克在对法郎的比值上有很大差价。普通马克是不准携带出境的。而这些学生每月一次把一包普通马克藏在衣服衬里,穿过国境回到法国,法国银行以很高的兑换率把它们换成法郎;回柏林时,他们再像普通法国人一样,以较低的兑换率将这些法郎换回相应数额的马克;这样来回倒腾,就可以赚大钱。
萨特知道有这种发财途径,但对此丝毫不感兴趣,完全不参与其事。他的全部精力都花在研究和写作上;主要是研究胡塞尔的现象学,其次是改写自己的小说,他每天的时间安排都是固定的:从早上一直到下午两点,研究哲学;然后吃点东西,五点左右返回,文学写作。
在柏林,萨特深入研读了胡塞尔的原著,特别是《观念》一书。他对胡塞尔的现象学有了一个真正的了解。把萨特吸引到柏林来的是实在论思想;这种思想是他很早就有的:世界就像他看到的那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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