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现代》又发表了《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对6月4日罢工失败作了分析。萨特指出,这次失败是由于工人的泄气造成的。他对群众和工人阶级作了基本的区分:群众是由孤独而软弱的个人组成的结合体,而工人阶级则是由革命实践联合起来的。共产党就是这种实践的必然中介。在文中,萨特说明自己为什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同共产党人保持一致。
《共产党人与和平》的第三部分完成于一年半以后。萨特在这篇文章中进一步分析了造成6月4日罢工失败的工人泄气的根源。他还引证了19世纪的历史,分析了造成1848年6月和1871年大屠杀的社会气氛。萨特认为,无产阶级的泄气是工业生产不足的产物,这在主观上反映了经济结构加于实践之上的客观限制。随着自动化生产,技术工人与熟练工人之间产生分裂,而熟练工人所受压迫最深,对社会具有唯一真实的观点,也就是生活条件最差者的观点。一种“需要的人道主义”就是以熟练工人、也就是广大群众为基础的。而群众只有通过唯一代表他们利益的政党共产党才能改变社会从而超越他们的群众地位。
第二部介入(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同路人”(2)
开始写《共产党人与和平》时,萨特同共产党还没有任何交往,而且总的来说是厌恶它的。到后来,这文章逐渐变成对共产党的半颂扬性质的文章,而到最后,它反对法国流行观点,实际上成了颂扬共产党的文章。对于萨特现在的政治态度,《现代》编辑部多数人都是赞同的,也有一些人因此逐渐离开了《现代》,其中包括梅洛─庞蒂。
而共产党这一方,很自然地,向萨特表示友好。此前萨特曾应共产党人的约请参加抗议逮捕亨利•;马丁的集会。马丁是法国共产党员,因拒绝参加印度支那战争而被捕。萨特还同其他人联名写信给法国总统要求特赦马丁。
为了提供论据,萨特提议:写一本要求释放马丁的书,一本由他提供评论、由各种有关文章组成的书。这或许是受到吉耶曼的《十二月二日政变记》的启发。萨特干了起来,书名是《亨利•;马丁事件》。由于技术性的困难,这书出版得较迟──1953年10月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而马丁已于8月获释,但这本书的出版是有意义的。而萨特与共产党人的关系,也由于他们的这种合作日益密切起来。
1952年底,萨特参加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明将在大会上支持这样一些提案:建立在贸易基础上的东西方和平共处,统一德国但不改变双方的经济制度,实现印度支那的和平,接纳中国参加联合国。萨特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说:“如果能够证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各国在经济上是不可能共存的,也就是说,如果生活于其中任何一方的人民必得以摧毁另一方才能工作和填饱肚子,只有这时双方的战争才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并没有任何人可以这么说。”
这时萨特的政治立场以及它的影响不仅在法国,而且存在于其它国家和地区之中。1954年初,波伏瓦和一个朋友驾车去阿尔及尔旅行。在阿尔及尔和突尼斯,他们感受到当地人对法国人的敌意。修车铺、旅馆、饭馆都在营业,但就是不愿意为他们服务,哪怕是端一杯水也不愿意;到处都是敌视的目光。后来他们打算乘飞机回去,把汽车放到一条船上托运。一个突尼斯工人看到车上有萨特的名字,就向其他的人喊道:“喂,这是让─保尔•;萨特的车,咱们先把他的车弄上去!”他又向波伏瓦说:“请代我们向他问好!”波伏瓦十分感动:她真羡慕萨特:这些人一见法国人就露出敌意,而仅凭萨特的名字就能让他们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友好笑容。
1954年5月,应苏联作家的邀请,萨特访问了苏联。在莫斯科,他住在民族大饭店,从那里可以看见红场。他观看了红场上百万人的庆祝游行,参观了大学和工厂,还到苏联作家家中作客。以后在苏联各地的旅行使他疲于奔命。每到一地,都是不断地会见、谈话、观光、旅行、赴宴、……几乎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更没有个人独处的时间。当他提出希望有一天能独自呆着时,陪同的官员们感到疑惑不解,认为这是个人主义的表现,不过最后还是满足了他的要求。
最要命的是吃饭。一路之上总像在过节,总有宴会,总是狂饮。在离开塔什干的那天晚上,一个壮得像牛的工程师提出要同萨特比赛喝伏特加。他们喝完酒,这位挑战者送他去飞机场,一到机场这人就瘫倒在柏油路上。萨特赢了,他支撑着自己走到座位上,但马上就酣睡起来。一觉醒来,他觉得自己不行了,就对译员说,希望到莫斯科后休息一天。但一下飞机,作家西蒙诺夫接他去吃午饭,而他的陪同人员没有提出推迟一天的建议。于是又是一顿丰盛的饭菜,又是哗哗如流水的葡萄酒。饭后,萨特在莫斯科河畔散步,觉得心脏不停地撞击肋骨,到晚上,心跳得更厉害了。第二天,他住进了医院。他的高血压病发作,医生为他作了诊治。萨特本想在6月21日那天赶回巴黎过49岁生日,这一下不行了。
萨特对他在苏联看到的一切都很感兴趣。他特别注意苏联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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