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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犁文集》第一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他在1946年7月4日给康濯的信里说:“所苦恼者,咱在冀中也成了‘名流’,有生人来,要去陪着,开什么会,要去参加,有什么事,要签名。我是疏懒惯了的,常自觉闹出了欠妥之处,烦忧的很。”——《陋巷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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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总的看来,引起批判的,是某些社会性原因,并非文字之过。当批判的消息传到孙犁的家乡东辽城,人们不知“客里空”为何物,不只令老母悬念,也加重了对家庭的斗争。孙犁自己总结这件事的教训是:一、率尔操笔,缺乏调查;二、去新安时,未至县委联系,那里的通讯干事,出面写了批判文章,并因此升任《冀中导报》记者;三、报纸吹嘘之“名”,引起人之不平1。
应该说,他的作品受到报纸的公开批评,这并不是第一次。他的短篇小说《碑》2在1946年4月15日的《冀中导报》上发表后,《晋察冀日报》副刊上就登出过署名白桦(据康濯说,这个白桦,不是现在的作家白桦,也不是曾任天津市委宣传部负责人的白桦,其情况不详)的批评文章,不过性质和这一次不尽相同,也远没有这一次规模大,但究其根源,也还是一个“左”。孙犁在1946年7月31日致康濯的信里答辩说:“……我觉得他(指白桦——笔者)提出的意见是对的,但有些过于严重,老兄知道,咱就怕严重,例如什么‘读者不禁要问:这是真实的吗?’我不是读者,我是作者,但是我可以说是真实的,因为事情就发生在离我家五里路的地方。”此外,他的小说《琴和寓》、《钟》3,也都在不同的场合,受到过至少是不尽公平的批评。这些批评,虽然微不足道,但,“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谁能说像《冀中导报》上那样大事张扬的批判,和这些批评所表示的某种思潮没有联系呢?再让我们从头说吧。《冀中导报》上发表了那样的批判文章后,开始时孙犁受到一些歧视,后来大家也就见怪不惊、适应如初了。
在土改工作组,他认识了王昆,“她系深泽旧家,王晓楼近族。小姐气重,置身于贫下中农中间,每日抱膝坐在房东台阶上,若有所思,很少讲话。对我很同情,但没有表示过。半年后,我回家听妻说,王昆回深泽时,曾绕道到我家看望,此情可念也。进城后尚有信。”1批判归批判,工作归工作,而且,对他来说,只要工作,就自然地孕育着创作的种子。事实证明,他在饶阳县张岗镇和大官亭工作的这段经历,后来都开花结果了。其中,在张岗那段生活,他写成了《秋千》,在大官亭那段生活,他写成了《石猴》、《正月》、《女保管》2。这几篇作品都是小说,但孙犁在记述个人经历的《〈善閛纪年〉摘抄》中,当吹他在大官亭这段生活时,却没有具体叙述自己经历的事件,只说“情节可参看《石猴》、《女保管》等篇,不赘。”3既然这样,我们就借助一下这些纪实性极强的作品,来展现一下他在当时的生活背景吧:大官亭是饶阳县有名的富村,这村里有很多的地主和财东。平分时候,这村的浮财,远近都嚷动。
大官亭附近有个小官亭,小官亭的浮财,账单不到一尺长,有几个妇女坐在炕头上,一早晨的工夫就分清了,可是人们还有意见,妇女们为一尺二尺洋布争吵起来。你的细,我的粗,她的花样好……。新农会主席就说:“别争了,你们到大官亭去看看,人家那里,丝棉绸缎,单夹皮棉,整匹和零头的绢纺,堆满五间大房子,间间顶着房梁。要像你们这么争起来,就一辈子也分不清了!”
“在那里主事的,可得有两下子,账房先生也得有一套!”妇女们说。
“一套还不够!总得有好几套。”主席说,“工作组是县级干部;账房是过去给七班管事的侯先生!”——石猴
正当小官亭的人们羡慕地夸奖着大官亭斗争果实的丰富,大官亭的贫农团却出了问题。原来做平分工作的老侯,因为拿了贫农团送了的一个拴在烟荷包上的石猴儿,造成了很坏的政治影响:四乡传言,这石猴儿是七班的传家之宝,是他家祖上从云南做官得来的,能预测风雨,能驱病避邪……最后是,斗争果实中的好东西全让上边拿走,穷人只能分些破补拆烂套子。最初,小区区委书记老邴就批评老侯不该拿贫农团的石猴儿,现在事情弄到这样,他接受上级指示,查明报告,将石猴儿交回贫农团,调老侯到党校整风,自己也在贫农团代表面前做了检讨。当贫农团为老侯说情时,老邴说:“兴妖作怪不是猴儿,是我们的敌人,村里有看不见的无线电。老侯同志作风不好,叫人家借尸还魂,受点处分也不算冤枉。”我们无意在老邴和孙犁之间划等号,但我们相信,老邴经历的这些事,当年孙犁也经历过;否则,他不大可能在自己写的传记性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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