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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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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你的猜测很有意义。司马光与其说他“保守”,不如说他是反对太过激烈的改革。希望你的猜测以后能够得到确实的史料证明。

照你刚才所讲,难道宋代的思想家(如司马光之类)就已经想到了这一层,已经想到了过于激进的改革的害处?还是,他们只是更朴素地思考这个问题的。比如,不扰民,不与民争利。是否又可以说,20世纪知识分子的激进思维,在一千多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一方面是要改,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有私心,为自己求取功名,就不管不顾现实,走极端。现当代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也是赞同改革的,但他们又思量,如此长存的传统难道都不值一文吗?即使鼎新除弊也有个速度快慢问题,急于求成,往往适得其反。

仔细分析宋当时的处境,身处与辽金夏的关系当中,国家存在边患,希望有维持国家安宁的力量,必须有财富的支持。但是,当时的自然经济条件又决定了财富的生产是有限的,的确可说“不在民即在官”。回头来理解王安石变法,前提上,我们要承认变法的基本指向是有价值的。

李:也就是他具有政治善意和明确的目标,可是我所说的改革成功的六个条件也就是这个他具备。变法和保守之争,从最初的政治理念之争到最后沦落到利益之争,真是特别可惜。司马光和王安石这样伟大的人格却被滥用了。

刘:我希望能将讨论从表象进一步推入实质层面。

再说司马光,这样一个高水平有识见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当他后来又有了权力,面对十七年变法积累下来的好的传统时,却可以不管不顾,甚至处罚保守派中支持保留变法好的内容的人士,坚决地把所有变法成果都撤销呢?为什么,恰恰在在位者身上总出现这样的问题?比如,苏轼之类保守派,他们没有登上权位,就可以看到变法传统中好的因素,并且支持保留下来。

李:司马光离开朝廷后,隐居洛阳写《资治通鉴》。回开封看见国库充盈而民众流离失所,再加上《流民图》事件。这些事件对司马光的刺激可能非常之大。

神宗死,司马光回洛阳被民众拦阻的经历,很有可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请想想看,在首都街头,被数百人拦在路上,要求他留下来救救百姓。像司马光这样富有道义感的政治家,自然而然地就会将这一切与变法联系起来。

这些事情加起来对司马光的刺激很大。他在变法十七年中反对变法的史料,我们找不出来。虽然他被人推出来作为反对变法的大旗,事实上却没有实际行动。可是我们可以想像,他心里是非常痛苦的。他给王安石的三封信写得相当客气,而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却很刻薄。对这些事例做一个人之常情的推断,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司马光会全部断然否定变法传统了。

中国历史写作的变化(7)

还有一个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司马光那么急着改,用一年半的事件就把十七年的改革都废除了:那时他已经没有能力和时间来考虑周全了。司马光回开封时已经六十五岁,一年后他就去世了。

刘:可是他之后还是有保守派在台上啊。王安石不也是这样一种“时不我待”?

似乎总是没有办法继承一种制度一种传统中值得保留下来的部分。中国就是少有这种保守(也就是继承,并非指具体的哪种思想)的传统,信奉“不破不立”。

李:开国之初,除旧布新还是很容易的。因为那时正是大破大立的当口,而且领袖人物一般都有足够的威望与能力。同时,还没有过多的包袱而造成的积重难返,没有太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发展到中途再来改,难度可就大了去了。

刘:对。一个朝代被推翻,它就确实有很多“旧”东西坏到不能不改了。

虽然表面看来,保守似乎是一种“反动”力量,可是长久地看,保守地改革,五个十年,八个十年过去,国家不知会变得怎样!而“时不我待”的意识是多么糟糕,实为一种太自私的心理。怎么可能牵涉无数人利益的改革一早晨起来就看到结果?

激进变法和废法,一正一反,就都结不出什么好果子,都是问题,都没有保守和传承的精神,都缺少渐进稳步前进的智慧。

李:真的,开句玩笑,我真是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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