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是肯定没有，可日子长了，找得多了倒把拖欠已久的粮油煤供应泡下来了。日子一天天过去，夏去秋至，秋去冬来，工作没谱，进项依旧。我软了，把准备养活自己的手又放回了刮刀柄上。那个让人兴奋的梦和“叶子姐姐”好象虽难得但久服不治的药物一样慢慢被忽略、淡忘着。只有那不和常理的画面还时不时浮动在朦胧疲惫时候的眼前――玉砌瓷雕般的脸和粉红色身影，在浓重的黑暗中突出着，光亮、美丽、令人神往，不可琢磨……
半年里，我几乎很少跟柴松碰面。除非叫得急了或不经意正好撞见，我们几乎互不来往。就是碰到一起也只是喝酒闲聊，或者干脆寒暄几句了事。他跟我一样话不多，为人还算周到，很少发脾气；交“份子”也不必亲自去，他也从不主动让人来收。我每次都打发人送过去，凭良心，只多不少。虽然我知道有时候我的人事先被他“洗”过，可不管当着背着都从来不提――我不是个贪财的人。是以在大小事儿上他很少象对其他人那样猜忌我，“头遭儿洗”的事儿也不多。我的人入冬以来手风奇顺，“收入”可观，大伙儿全都置上了象样的冬衣。我买了新烟筒新炉子，加上新补办的“煤本儿”，让二军帮着喜气洋洋地生起了炉火――这个只剩下我一个人的家里几年以来第一次有了冬天的温暖。
春节快到了。我买了东西去二军家看了他爸和他奶奶，二军和家里人都很高兴。接着又买了些点心熟食送给了后院的张大妈，老太太在一番推辞之后也接受了。
这位张大妈是父母被“揪出来”至今唯一照顾过我的邻居，也是唯一至今还来串门的邻居。因为我父母挨批斗和后来被整死的事儿还跟她那对铁了心造反的儿女争过几次，闹得全院儿都知道。她儿女原也是我们那所中学的学生，前年底随着大批知识青年去了“广阔天地”。老太太年轻守寡，一个人把儿女拉扯大。如今儿子在内蒙，女儿在黑龙江，两年都没回家，信也越来越少。每次来信都是我给她念，回信都是我帮她写。老太太很感激。从她儿女的信中我也大概知道了一些“上山下乡”的事，起初还很是神往，后来就越来越觉得不对味儿；从老太太交代的回信中，我清晰地看到了一颗母亲的心――慈爱、惦念、担心，还有自豪和忍耐――那一代中国人的母亲恐怕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善于把母爱和勇气结成一体的母亲了。
我还另外备了两份比较厚的礼：一份给柴松，另一份准备给居委会老太太――这半年多来，经过几十次“谈话”，我们倒成了熟人，至少不象以前那样彼此把对方当成仇人和敌人了。我弄不清自己究竟为什么要给她送礼，是为了感谢街道给我补办了粮油关系，还是报答她不再来盘问我，亦或是心中还巴望着街道能给安排个工作？……反正最后是没送出去。
柴松倒是十分痛快地接受了我的贺礼。他家是独宅，原也是高干家庭，父母“文革”初给下放了。因为上一辈方方面面熟人多，他手下又打手如毛（我也是其中之一），早已恶名远扬，故而收缴房子的事也在举国混乱中得以不了了之。他家一直是我们聚会的场所。每年年前，一帮人总要来这儿热闹上一阵，这一年也并没有例外。除夕一大早就聚了乌压压一大群，又喝又闹又放炮地折腾到下午才各自散去――他家里从不留人过夜，至少我觉得是这样。
除夕的黄昏，我紧锁房门，独坐床头，开始享用那份没送出去的礼品，听着外边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夜幕慢慢降临，鞭炮声越来越浓密，人也渐渐有了几分醉意。
这是我独自度过的第四个春节，我已经习惯了这样坐在屋里听别人放鞭炮，只不过今年除了鞭炮声之外还有温暖的炉火和丰盛的年夜饭，但依旧是我一个人。我也曾象所有幸福的孩子一样有一架自己的风车；我也曾在爸爸的陪伴下一手拿着半截香烟，一手拿着鞭炮在外边玩耍，等待新年的来临，屋里是正在准备年夜饭的笑吟吟的妈妈；我也曾象别的孩子一样守着热气腾腾的饺子，满怀欣喜和渴望地等待爸爸妈妈拆开那只有过年才能享用的糖果……
可如今，爸爸妈妈已经远去，就连以往过年的情景也不能够一幕幕清清楚楚地浮现在眼前了……
酒精象火，挤出了眼角中徘徊着的滚烫的泪水，又慢慢地把它烧干。我一口一口不停地喝着，重复着这个过程。头脑渐渐麻木、眩晕，最后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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