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了这些，我想大家会同意我的观点：既然4年前中华文明的青铜器的的确确源自云南，而从石器时代转入青铜器时代是世界公认的文明社会的开始，那么我们会很自然的得出云南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纠正被误读的历史
在上面的文字中我采用了倒推法来寻找中华文明发源地，下面我按历史顺序来描述中华文明的起源过程。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说，先后有过多种说法。最初是“青天白日”说，认为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自古中国是一个文明中心，它像太阳一样照耀着全国。后来发现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于是有了“日月同辉”说，认为中华文明有黄河和长江两个发源中心。再后来又有了大量分布在全国的考古发现，于是又有了“满天星”说，认为中华文明是多中心发源的。很多西方学者目前持“满天星”说，其实这也难怪，因为欧洲几千年了，还是满天星的样子，他们很难想象统一的文明是什么样子。
最近，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巍提出，中华文明起源模式是“会聚和辐射”。他在2006年2月出版的《了望新闻周刊》上接受专访指出，己历时5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一步证实,在文明起源阶段,几大江河流域都有程度较高的考古文化,但是它们并没有形成文明之火,有的可能在发展中渐渐熄灭,更多的可能改变了发展方向，向中原文化靠拢过来。中原文化在漫长的过程中通过吸纳其他文化的先进因素而最终在文明起源的角逐中脱颖而出,形成了光辉灿烂的夏商周三代文明。王巍提出，“会聚”和“辐射”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模式。中国各地先进的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会聚到中原，进入夏商之际，中原文化则更多地向外辐射和传播。会聚和辐射从来都是双向并存的。“因此说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是‘多元’的，而形成阶段是‘一体’的。”
我非常赞同上述观点，中华文明的起源实际上应当是“海纳百川”式，或者“参天大树”式。所谓“海纳百川”式，那就是在中国所有文明的江河都要流向中原文明这一大海，而中原文明这一大海的水分蒸发后又通过降水形式回到其他文明的江河。所谓“参天大树”式，所有的文明的树叶都把养分输送到中原文明这一树干和树根，而中原文明这一树干和树根又把养分输送给所有的文明的树叶。
为什么中原地区一定成为大海，一定成为树干和树根呢，因为中原地区占尽了气候、地理优势。实际上，人类基本上解决温饱问题也就是几十年的时间，严格地讲，目前全人类还没有彻底解决温饱问题。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解决温饱是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人类必须向气候适宜的、有着大片肥沃土地的区域集中，就像江河入海一样。而中国地理的确特别，四围不是高山就是大海，而中原地区则是大片的平原，人们不向中原集中那才是傻瓜。好在我们的先人一点都不傻，中原一直是兵家争之地，逐鹿中原这个成语也就是这么来的。这就是中华文明最终厚积薄发于中原的根本原因。
中原文明大约在4000年前进入青铜器时代，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进入夏、商、周文明时代。而司马迁《史记》首篇《五帝本纪》,记载了黄帝、颛顼、帝喾、尧和舜时期的历史。可以推算，“五帝时代”则大约在4000－6000年前。《五帝本纪》所记载的是信史还是传说成为长期以来中外学者争论的焦点。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考古特别是科技考古的帮助。
在1万年前，中原地区就出现了当时非常发达的种植业。2001年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获得重要考古发现，9000年前生活在淮河流域的贾湖人已创造出相当发达的稻作文化，水稻人工驯化程度明显高于同期的长江流域的遗址。在1万年到4000年前的这6000年时间里，中国文明的确是“满天星”式，东西南北中都有相应的考古发现。连“龙”形象的诞生都有了考古依据。2005年12月24日《新华每日电讯》报道说，辽河流域有关龙的考古发现证明，龙最早起源于辽河流域，包括辽河流域在内的燕山南北地带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辽河流域考古发现最早的龙为摆塑龙，它位于辽河支流绕阳河源头的查海遗址。这个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
古代青铜之路的诞生
大约在5000－6000年前（也可能更久远，但需要考古发现支持），云南开始开采青铜器的原料铜和锡。戈隆阿弘在《彝族与个旧锡业开发》一文指出，个旧锡矿开采的时间，比西汉要早许多，至少也在5000年以上。云南人开采铜和锡可不是为了玩，而是为了发展，那时青铜是先进生产力的标志，是核心技术。我想那时的云南人恐怕要拿出现在“二弹一星”的精神研究开发青铜技术。总之，云南在那时（或者更早）就开始进入青铜器时代，这比中原进入青铜器时代要早2000年左右。云南古文明的中心在哪里呢？我认为在现在玉溪市的抚仙湖。水和土地是人类文明存在的基本条件，抚仙湖的水量占云南湖泊水量的67%，其周围又有大量的平原，附近就有铜、锡、铅矿，完全具备产生文明的条件，而近年来的考古也表明这里确实存在过一个发达的青铜文明、农耕文明。
青铜文明在云南诞生后，开始进入四川，在四川形成了像“三星堆”那样发达的青铜文明。又经过几百或者上千年，青铜文明由四川传入中原，那时候各种文明因素汇入中原地区，已经到了“只欠东风”的阶段。作为当时先进生产力标志的青铜器的到来，不亚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从发达国家引进了大量计算机，它对文明的发达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中华文明终于在中原发扬光大，形成了夏、商、周文明，其光辉一直照耀到现在。
可以说“云南――四川――中原”应当是古代青铜之路的线路。青铜之路给中原带来的不仅仅是作为生产力标志的青铜器，还包括人才、文化的交流。甚至有专家认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伏羲、炎黄本身，就是云南、四川人的后代。戈隆阿弘在《彝族与个旧锡业开发》一文指出：“伏羲、炎黄是西南古夷（尼）人东迁进入中原的一支。这一点，本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出版的《彝族古代史研究》，就作过有理有据的深刻论述。以‘十月历’和‘刻划文字’为标志，彝族先民古夷人的发展，可追溯长达万年。”
伏羲一直被当做中华文明的创始人，他老人家传说中的遗址在四川阆中还保存着。我前些年也专门去过。当时我就感到四川应当是在夏朝之前的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没想到来到云南一考古，原来伏的根还是在云南。戈隆阿弘在《彝族与个旧锡业开发》一文中说：世传“伏羲画八卦、造书契”，实际上，伏羲带到中原去的八卦，是西南古夷的八卦。所谓的伏羲造的“书契”文字，也就是西南古夷的初创时期的刻划文字。这一点，已由中原地下出土的距今六七千年的甘肃大地湾、西安半坡、河南贾湖遗址陶符，距今五千年的山东大汉口、丁公村遗址陶符，都用西南古夷（彝）文作出破译，作出了无可辩驳的证明。西南的古夷（彝）文字，彝文古籍和地下出土陶符都证明，已有万余年的历史。中原出土的刻符，最远年代，距今不过七八千年，与伏羲部族从西南迁徙入中原发展的时间相吻合。只是，当时的文字属初创时期，不能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而没有记载罢了。伏羲、炎黄及其后世子孙虽然迁徙入中原发展，但作为古夷人，他们世代都与其发祥地的西南古夷人有密不分的联系，相互间，也时常有人员来往。通过人员的交往，西南夷（彝）地的矿产资源、医药资源等，都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原，对中原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揭开中华文明诞生初期之谜
为什么中华文明在云南诞生后不在云南发扬光大呢？我认为其主要原因是云南的平原太少太小了，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池浅养不了大八王”。对此，我的感触很深，就拿英国来说吧，如果美洲大陆和英国连成一片，那么美国也就不会独立，早变成英国的领土了。台湾问题不就是一道台湾海峡造成的吗？要是没有这道海峡，台湾早就被解放军解放了。极而言之，如果云南有一大片像中原地区那样的平原，而中原地区都是云南这样的山区，那么中华文明之火就在云南点燃了，现在中国的中心恐怕还在云南。
云南成为中华文明发源地的关键在于独占了青铜器的原料，这是老天爷的优待，大家也别眼红，因为事物的发生决不是等概率的，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公平，这就是命运吧。
云南后来怎么样呢？这就要扯到古滇国了。可以推测，在五六千年到2300多年前，云南存在着一个比较发达的，但又相对封闭的文明。这应当就是《史记》记载的第一代滇王建国之前的古滇文明了吧。此后，作为中华文明主要发展地区的中原文明与中华文明发源地的古滇文明发生的一次最重要的碰撞是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的大将庄入滇并称王，成为第一代滇王。此后的历史可参见我的小作《古滇文明简史》。
最后我要特别指出的是，从墓葬规模和出土文物判断，古滇文明远比我们以前认为的要发达。从最近几年耿卫先生探明的抚仙湖水下古城资料来看，现存的古城规模已达2.4平方公里，相当于21世纪初期的澄江县城规模，有的建筑高达20多米，近10层楼那么高，有一条石板铺成的街道宽约7米，长300多米，相当于现在一些大城市步行街的规模。要知道，这可是一座近2000年前就沉没的古城！其中水下大金字塔具有玛雅文明的特征，其建城年代可能非常久远。我一直认为，这座古城就是古滇国的国都，它很可能隐藏着五六千年前（甚至更早）中华文明诞生初期的奥秘，对这些奥秘的探索很可能揭开中华文明史准确起始时间之谜，也将使三皇五帝的传说被证实为信史。（完）
[新华网云南频道(2006－05－09)来源：姜岩的博客]
再次声明
前不久，我发表《云南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一文时，就在文章开始就声明这仅是假设，不是论文，尽管如此，还是有人拿论文的标准来要求。因此，我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始再次声明，此文纯粹是假设，仅供朋友们吹牛时一笑而用，与学术论文没有任何关系，谁要是再来抬杠，那纯粹是别有用心了：）不过我还是要感谢这些朋友，因为他们把我当学者看。另外，我也声明，我不是什么极端民族主义者，当然世界文明源于中国我会很自豪，但不源于我们我也很坦然。其实马列主义并不是中国的土特产，我们不是仍然把它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吗？(姜岩.水下古城可能是世界文明源头)
（以上资料大部分转自互联网，来源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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