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做了沙发用。坐完以后，也不吃，起身就走。其实，她是早把屁股底下的人给忘了。即便这样，人也活不了，因为五、六百斤的重量压下去，“沙发”一般都被压漏气儿了。
老关头讲这些，我们感到很刺激。劳动越来越不像是劳动了，倒像一场探险。
一夜无话，只是蛋白质不好消化，被窝里炮声连连，似当年激战大沽口。
第二天，炮声平息，我们的救星也到了。刘队长毕竟没忘了我们这支探险队，派“打头的”（生产组长）带粮草上了山。一共来了两辆马车、四个人。见到山下来人，我们如同见到了八路军，都喜极而泣。
小米有了，土豆有了，咸菜疙瘩也有了。生产组长庞德海还给我们带来了家信。那时候平信走得慢，一来一回正好一个月。拆开老爸写来的信，又是老一套谆谆教导，陈腐不堪，他怎能理解我们革命年代的新人类？倒是有两句话比较有份量，到现在我还记得。
他说：“看到你抽烟，我当晚回去很不安。跟你妈一说，你妈哭了。抽烟不是罪恶，但却是意志薄弱的表现。你下乡，环境不同了，生活恐怕要很严峻，意志薄弱者，难免被淘汰。人一生要走几十年，拼到最后，就是拼意志。你把《论持久战》好好看一看，不要以为自己还是学生，人家是要把你当作一个兵的。人生战场上，求死容易，求生，难啊！”
老人家苦口婆心，我没大在乎，继续抽烟。到今日，意志也随年龄增长越来越薄弱了。不要说建功立业，连活都活得没啥意思。我想，有的人，从小喝的是大头奶粉，先天不足，人生这一仗注定了就打不赢。折腾半辈子，也是给人家垫背。早知今日，我当初什么也不干，到今天也是一样。
庞德海四人用秫秸打地铺将就了一宿，第二天拉走了三分之一的柈子。我们又继续熬了五天。
粮草足，心情就好，没事儿就逗大老张讲“蓬嚓嚓”的故事。60年代初的生活令我们神往，那些年我们还小，没成人，好多乐趣没赶上。只记得小学老师人人都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他们当我们面儿，要我们做“合格接班人”，在我们看不到的时候，没准儿也要“蹭肚皮”。现在的少壮派学者，把文革前和文革两个时期给一勺烩了，说反正都是不自由。自由不自由的，我不会太在乎，关键是安稳。那些年代初，就安稳，我们上学哪有家长接送的？没匪、没娼、没人贩子，连汽车都没多少，我们怕什么？
因此我们下乡后就不满，不能学习了，还要服苦役，安稳的日子，从此没了。听大老张讲过去，就像现在的小女人愿意听人家讲上海滩，都是自慰而已。
10
我一般不崇拜学者，尤其不尿那些少壮派。但对有一位是例外，他不是我们同胞，他是美国人，叫亨廷顿。他说，美国和第三世界老掐架，那是由于“文明的冲突”。这个理论，我服。我们当年从长春到东甸子，就相当于从华盛顿到了巴格达，必然也要有“文明的冲突”。
那时候我们去，说是接受“再教育”，心里可不大服。老师、校长都没能教育我们，山沟里的农民有什么资格？我们，就是时尚的代表。单说这拉锁大翻领，天蓝运动裤，农民见都没见过。
那些农民，不大自觉，还真以为会种地就有了天下第一的学问，要充充老师。尤其那些30来岁的少壮，满口土掉渣的地方口音，把“敦化”说成“敦滑”，把“贫下中农”说成“贫下中能”，把“春耕”说成“春惊”，把“大寨”说成“大再”。我们说标准音，他们还要嘲笑。这普通话是国家推行的，难道还想颠覆？这暂且不说了，文明的冲突，大不了各说各的。最让我们几个男生不能容忍的，是少壮们三十郎当岁，拉家带口，儿女好几个，还个个色迷迷的。专跟我们户女生套近乎。一开会，就往女生跟前凑，没话找话，说说“敦滑”，聊聊“春惊”，恬不知耻。
女生呢，比我们男生能适应环境，莺莺燕燕，能迷住那些大老爷们儿，没准儿心里都挺得意。来而不往非礼也，她们也乐意跟少壮们聊聊“贫下中能”，扯扯学“大再”，连长春口音都改了。气死个人！集体户内部开会，我们就提出，女生要坚决抵制变相的“性骚扰”，女生们不吃这一套，说，思想不要太肮脏，她们接近贫下中能，没有错儿。你看，我们倒闹个思想肮脏。
那少壮农民，都有点文化水儿，以高小毕业的居多，上衣口袋习惯性地别着一管钢笔，大分头甑亮，上面抹了豆油也说不定。领口上还缝一圈衬领，用白线勾的，花乎哨，以为凭这个就能勾引城里的美眉。他们勾引，也就罢了，又对我们男生一百个不理不睬。平时干活儿，老帮着女生，有时实在看不过眼儿了，才象征性地帮帮我们。
女生意志薄弱，或者说性意识早熟，见了少壮们有说有笑，对我们一个屋檐下住的同学，反而不咸不淡。
这不是公然挑衅么？我们被激怒了。
那时，李家轩跟街道上的小流氓混，学会了一种黑帮“切口”，也就是黑话。说起来谁也听不懂，学起来挺简单。原理就是，在说话时，把一个汉字的声母和韵母分开，在声母后面加一个“ai”，在韵母前面加一个“g”。比如说“妈”字，就要说成“买嘎”；说“爸”字，就要说成“百嘎”。据李家轩讲，这语言叫“哑语”，他一提倡，我们都感到有趣儿，几天就学会了。说起话来滴里嘟噜，完全是外国语，可一点不影响意思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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